2017年，法国当代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带着最新两部作品回归到读者们的视野中：一本是小说《沉睡的记忆》，一本是戏剧《我们人生开始时》，这两部作品也于2018年10月首次推出了简体中文版。

莫迪亚诺最广为人所知的是他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当年的颁奖词对他的概括最为精准：他的作品“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for the art of memory with which he has evoked the most ungraspable human destinies and uncovered the life-world of the occupation”）。对中国读者来说，莫迪亚诺的名字除了与诺贝尔文学奖相连，还与另一位知名作家——王小波相连：因受到莫迪亚诺的启发，王小波创作了小说《万寿寺》，同样以失忆的主题，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探索过去。

没有谜底的谜题

莫迪亚诺是一位极高产的作家，自1968年发表处女作《星形广场》以来，截至2018年，已创作小说及剧本30余部。当然，每部作品仅百来页，拿在手中相当轻巧，是法国人最为喜爱的口袋书。如同大多数现代派作品，他的书体量虽小，内里却极广；语言虽轻盈，却承载着沉重的主题，举重若轻。这种反差吸引着人们一再细读，在字里行间咂摸溢出的情绪，在每处细节探求蛛丝马迹。

浓郁的氛围感，是每一个初读莫迪亚诺的人最直接的感受。希腊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Theo Angelopoulos ）经典之作《雾中风景》的电影海报可被视作这种氛围感的具象载体：姐弟两人身处无名的公路上，远处是一片轻雾，和最远端一抹青色的地平线，散发着迷惘之感。当然，在莫迪亚诺的文学世界里，主人公永远是孤身一人。初读莫迪亚诺，读者会沉浸在文本纷繁的细节中。这是因为，莫迪亚诺以戏仿乃至解构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而著名。如若有人出于好奇，将他作品中的线索一一记录，陪同小说人物抽丝剥茧寻求真相，到头来，会发现那条线索将如漂浮在水面上的鱼线，真相如深潜于水底的鱼，逃遁不知所踪，留给读者的，是作为谜团的一片空白。

侦探小说被选中，并非偶然，侦探小说被消解，也在意料之中。莫迪亚诺热爱阅读法语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但他摈弃了侦探悬疑小说中的逻辑推理和最终的真相大白，选择披着悬疑的外皮，探寻存在本身。大多数时候，人们无法在他布满谜题的小说中寻找到最终的答案，就像布莱恩·德·帕尔玛的悬疑惊悚片《姐妹情仇》（Sisters）中的那位私家侦探永远无法等到被寄走的藏尸沙发的接受者。但是，每一位读者最终都会在他的自传《家谱》（Un Pedigree）中找到作家三十来部作品的现实雏形。

虚构与真实的交织

2004年，莫迪亚诺这本名为《家谱》的自传问世，简体中文版也是在次年出版。这是他的第二十五部作品，以简洁如个人履历般的语言述说自己在1968年——即正式成为作家之前的青春岁月。莫迪亚诺的父母在二战时期相识相爱，父亲是犹太人，战时从事黑市交易；母亲来自比利时，投身戏剧和电影表演。莫迪亚诺出生于1945年7月30日，两年后，弟弟吕迪·莫迪亚诺出生，但在十岁那年去世。战后离异的父母无心照顾自己的儿子，将他托付给严苛的寄宿学校，远离巴黎。孤独的青春岁月、弟弟的死亡、大量的文学阅读、数次逃学渴望回到巴黎：这位敏感忧郁又不失叛逆坚韧的文学少年在一次次逃遁中酝酿着自己的文学之路。莫迪亚诺从父母那里从未得到过精神甚至是物质上充足的支持，却因他们而有幸汲取了足量的孤独、谜团、二战痕迹……这种种日后都成为了他作品的精髓。父母的朋友们常来家中做客，三教九流，秘密从事些非法的事，带着二战曾带来的难以磨灭的惶恐。

我们可以在这些人身上重见作家笔下虚构人物的模糊身影：父亲的一位希腊朋友，名为克里斯托斯·贝洛斯，他错过了开往美洲的最后一班邮船，未能去会合他的一个朋友；这位希腊人出现在虚构小说《暗店街》中，名为佩德罗·麦克埃沃依，失忆后获得新身份：居依·罗朗，他赶上那班邮船，到达太平洋群岛，试图会合一位曾生活在美国的故友。莫迪亚诺的父亲有位朋友名为斯蒂奥帕，常与这对父子漫步于布洛涅森林，他出现在《沉睡的记忆》里，继续着布洛涅森林的漫步。莫迪亚诺的父亲曾购进的“南方十字”钻石项链成为《八月的星期天》中重要的道具，并引发悲剧。被遗弃的古堡、用来藏身的别墅、频繁更换的旅馆、假名、假护照，这些真实元素被莫迪亚诺搬进了自己的小说里。

作家被并非一手的经验吸引，通过回溯式的文学想象，将一种出生前的模糊记忆变为可能，并在此基础上制造谜团，赐予记忆一种深度。认为莫迪亚诺的三十多部作品在不断地自我重复是有失偏颇的，不如说他将手里始终如一的原材料处理成无数碎片，投入万花筒中；以小说技巧制造精巧的镜相。每一部新的作品都是一次轻轻的转动，一次新的组合，在似曾相识的氛围中，反射出新的故事。或者，将他所有的作品视作一个整体、一曲变奏曲，像法国作家西尔薇·热尔曼那样，称他的写作为“群岛式的”：

“也许我们可以借用一下勒内·沙尔的诗集标题《群岛上的谈话》，把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作品称为一种‘群岛上的写作’。他的作品既琐碎、迂回，又协调一致、紧密相关，每部小说构成一个碎片，在黑暗的深渊之下彼此相连，联接成网。”（《莫迪亚诺，影子里的偷窥者》，西尔薇·热尔曼）

永恒轮回的变奏曲

1980年，创作完“德占三部曲”（《星形广场》、《夜巡》、《环形大道》）后，莫迪亚诺不再仅聚焦于二战、犹太人主题。在随后的作品中，例如《一度青春》、《八月的星期天》、《地平线》，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50-60年代，那个处于二战旧疤、阿尔及利亚战争新伤的笼罩之下，以及叠加的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情境主义和由此衍生出的漂移实践活动，犹太民族漂泊的命运蔓延至每一个现代人身上，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同转向个体存在的确定问题，个体在浩大的时间流与看似坚固的空间中丧失了定位自我的坐标。关于个体的逃遁、记忆和遗忘、时空的永恒轮回，莫迪亚诺在新作《沉睡的记忆》、《我们人生开始时》进行了再次的呈现。在《沉睡的记忆》与《我们人生开始时》中，主人公拥有同样的名字及身份，两个文本间产生了互文性。

《沉睡的记忆》讲述了主人公让·D回忆自己在五十年前遇见过的七个女人的故事。有别于《暗店街》和《青春咖啡馆》的精巧结构，《沉睡的记忆》中每个相遇的故事仿若并置的碎片，体量不一，叙事结构如苏比拉克的雕塑般棱角分明。虚构与现实的界限被抹除到几乎不存在，像是莫迪亚诺本人在书中进行了介入，直接探讨写作本身。作为主角的让也是一名作家，他曾做出这样的独白：

“想要彻底摆脱这份薄薄的卷宗不再受影响，唯一的方式就是做出摘录再放进小说里，就像我在三十年前的做法。这样一来就分不清它们究竟真实发生还是属于梦的领域。”

《我们人生开始时》则是莫迪亚诺为数不多的剧作之一。让是一立志当作家的年轻人，他的爱人妮娜致力于舞台剧表演，让的母亲也是名舞台剧演员，母亲有个算不上作家的情人，后者乐于干涉让的写作。《我们人生开始时》事关一部剧中剧：妮娜主演的契诃夫剧作《海鸥》，她发觉《海鸥》中的主要角色和现实生活中的四个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在莫迪亚诺的系列作品中，有一个经典原型——“海滩人”，这个原型可涵盖他所有作品中的人物——那些颠沛流离的漂泊之人。在他的名作《暗店街》中可以读到对“海滩人”的精确定义：

古怪的人。所经之处只留下一团迅即消散的水汽。我和于特常常谈起这些丧失了踪迹的人。他们某一天从虚无中突然涌现，闪过几道光后又回到虚无中去。美貌女王。小白脸。花蝴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即使在生前，也不比永不会凝结的蒸汽更有质感。于特给我举过一个人的例子，他称此人为海滩人：一生中有四十年在海滩或游泳池边度过，亲切地和避暑者、有钱的闲人聊天。在数千度假照片的一角或背景中，他身着泳衣出现在快活的人群中间，但谁也叫不出他的名字，谁也说不清他为何在那儿。也没有人注意到有一天他从照片上消失了。我不敢对于特说，但我相信这个海滩人就是我。即使我向他承认这件事，他也不会感到惊奇。于特一再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海滩人，我引述他的原话：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

在莫迪亚诺前期的作品中，这些“海滩人”在乱世中如流浪汉般居无定所，他们更换姓名和身份、生活在社会边缘、消失在他人的记忆中。这种为时局所迫的逃逸行为在莫迪亚诺之后的作品——例如《青春咖啡馆》中，演变为类似于萨宾娜（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人物）那种有意为之的主动逃离，与漂移实践活动相近，当然，也源自莫迪亚诺青春期的经历。莫迪亚诺引用了吉尔·德勒兹的“逃逸线”这一概念，对笔下人物的行为加以概括：“逃逸线”是人们的解放之线，与人们习惯的“坚硬线”（即循规蹈矩地完成人生的一个个阶段，从不越线）处于两个极端。处于“逃逸线”上，人们倍感自由，感觉到人生，但因真实而危险：“主体在难以控制的流变多样中成为碎片。”同时，在遗忘的作用下，莫迪亚诺式的“生命的碎片”与昆德拉式的“不能承受之轻”呼应，谱写存在的哀歌。在《沉睡的记忆》与《我们人生开始时》这两部新作中，时间之流相比以往更加奔腾不息，时空更为碎片化进而得以叠加：“就好像我突然沉浸在从前，与此同时我已经知道未来发生的事。”

如果说普鲁斯特用记忆成功建起了文学史上的大教堂，那么莫迪亚诺则是努力在一片“暗物质”中挖取零星的可被追述的人与事，在记忆大桥即将坍塌之前将其诉诸于纸面进行最后的抢救。普鲁斯特与莫迪亚诺，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各自的时代里，以截然不同的姿态沉浸于记忆。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中，埃玛妞·丽娃面对遗忘时的癫狂在莫里亚诺的书中化作雾般静默的迷惘，阿兰·罗伯-格里耶在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对空间的迷恋在莫里亚诺的书中化为巴黎一个个坐标精准的街道、荒凉的迷宫式花园别墅、社交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沉睡的记忆》与《我们人生开始时》一开篇就是人物的回望：“有一天在河边的旧书摊，有本书的书名吸引了我：《相遇时节》。我也一样，在很远的从前，我也有和人相遇的时候。”“我不想去算已经过去多少年……对我来说一切还栩栩如生……不像是从前……只是,每次回想往事，我总感到突如其来的虚空……”论及收尾，前者有着《暗店街》和《地平线》式的姿态：在回望后回到当下，并继续追寻，小说的结尾仿若一条无限伸向未知和虚空的道路；而后者则以环形的叙事结构终结。

当我们将莫迪亚诺整体的写作视为“群岛式”时，应意识到众多作品在彼此的相连中， 促成了某种轮回：当读者阅读到让·D与那个谋杀了鲁多·F的女人下榻旅馆，在小房间里躲避警察潜在的追捕时，这种形同被列入猎物等级的处境无疑会勾起另一段阅读的记忆：《八月的星期天》中，叙述者“我”与希尔薇娅栖身于一间发霉的公寓中躲避可能的围追堵截。在单个的作品内部，也有着玄学意味浓重的永恒轮回。在《沉睡的记忆》的巴黎街头上，让在六年后与热纳维耶芙·达拉姆偶然重逢，他不禁感慨道：

“时间像是停顿了，我们的第一次相遇重复发生了，带着一丝变化：多了那孩子。我和她仿佛还会在同一条街上有其他的相遇，就像手表上的几根指针在每日的正午和子夜必定重合。在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街的神秘学书店第一次遇见她的那个晚上，我买过一本书名深深打动我的书：《同一的永恒轮回》。”

在《我们人生开始时》，多米尼克梦见未来的自己与让的重逢和那时的自己早已将他遗忘的事实，多年后，让独自来到年轻时与多米尼克混迹其中的剧院，在暂时坚固的空间中体会曾被预见的遗忘。在这永恒的轮回中，记忆与遗忘进行着不变的抗衡。当下是草稿，未来一片空白，唯有过去最为重要。驻足当下，通过回望确定草稿上的每一个笔触，完成对个人的存在的定义。因此，这在遗忘中沉浮的西西弗斯般的抗争，绝非无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