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简介

    陈鼓应，享誉国际的道家文化学者，1956~1963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京大学等，201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

    他撰写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已行销四十余年，成为研习老庄的经典读本，并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出版发行；他主张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影响日益广泛。

    2018年11月末，陈鼓应应邀参加由筼筜书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等主办的第十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我设想过很多次与这个级别的学者初次见面的场景，总该是在书院雅致的空间内，总该是先晚辈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总之，该是端庄的。

    从北京出发，已是凛冬，抵达厦门，秋日正好。筼筜，一种生长在水边的竹子，节长而竿高，以筼筜为名的书院自然遍植竹子。论坛开幕式在书院讲堂举行，需要穿过一片竹林，走着走着，前面一个衣着普通、个子不高的老人，突然毫无征兆地回头跟我说：“这样的竹林真好啊！”然后，开始一路跟我讲这儿的环境如何，如何适合读书；而一脸茫然的我只想问，“先生您哪位？”

    到了讲堂，主办方见到老人，赶忙迎上来，称“陈先生”。作为“脸盲症”深度患者的我才意识到，要采访的人就是他。

    陈鼓应，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台湾大学原教授。而对一般读者来说，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能在中华书局出版《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周易今注今译》的学者，那该是被仰望的。

    对陈鼓应的采访中断了很多次，83岁的老人并不能支撑太久的对话。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断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讲到眼眶湿润。那时候，老人还是少年，在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南塘村念私塾，“整个村子都姓陈，陈家村充满了‘尊尊亲亲’，我的文化传承由此开始”。

    在乡下，《论语》是吟唱的，四季是可触的

    陈鼓应名字中的“鼓”，取自鼓浪屿，因为妈妈在鼓浪屿怀的他，“应”则是辈分，由于出生于漳州，小时候，大人都叫他“漳生”。出生于1935年并不是一个好时候，日军侵略的铁蹄步步紧逼，在陈鼓应幼年有限的记忆中，日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警报一拉，我们就逃，木头房子烧了起来，平民被炸死”……随着轰炸越来越频繁，年幼的陈鼓应被父母送到长汀县乡下的南塘村，由哥哥嫂嫂照顾。

    福建重视教育，朱熹为“闽学之源”，教育在小村庄也得到普及。陈鼓应在南塘村念私塾，学四书五经和一些诗词歌赋。“有一个老师教《论语》，是摇头晃脑吟唱出来的。”讲到这里，陈鼓应现场唱了起来，也是一样的“摇头晃脑”，那是根植于他的生命、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东西。

    念到小学四年级，战争结束了，陈鼓应回到城里念书，开始接受西式教育，再后来，又到了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故乡越来越远，那个村子只是无数次在梦中出现。

    陈鼓应说：“私塾教育的缺点是没有周末，管教特别严，背不出书要打手心，小孩子贪玩，难免受不了。可那时候学的东西，我现在都朗朗上口。我的老师一辈，方东美、金岳霖，个个英文都很好，但他们也是从小背古书。”

    这些年，陈鼓应在各地讲课、带学生，他很直接地说：“从考博士的论文来看，学生水平在下降。他们看的书太少。”

    如今“国学热”，一时间冒出了不少“大师”，有的是自诩，有的是他封。对此，陈鼓应总爱用一个故事来表明态度：几年前，他和汤一介到山东某大学讲学，吃饭时，有人称汤一介“大师”，汤一介一摆手，正色道：“不要这么叫，我们不配。”

    在乡下的这段经历带给陈鼓应的不仅是知识启蒙，还有一种与自然相往来的处世方式。“打着赤脚在土地上走，四季有一个轮替感。清明、端午、中秋、春节，节日会有庙会，祠堂前会有唱戏的，生活有节奏感，小孩特别兴奋。”

    陈鼓应对清明节的记忆尤为深刻：“20代祖先的墓地都在村庄的那一头，要跨过一条汀江，现在有了桥，以前要摆渡……这个场景在我长大后远渡重洋依然不断回味。祖先崇拜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尊尊亲亲，家庭血缘的亲和感。”

    有一个学生曾经对陈鼓应说：“陈老师，现在我们都住公寓，每天晚上就像鸟回到鸟笼，白天又像耗子一样四散。”但是在乡下，一草一木都清清楚楚。

    小时候的陈鼓应也许《论语》还没背熟，但他清楚地知道，哪一棵树上的果子可以摘，登上哪个小山坡可以看得最远，边上还有一条小河可以游泳……“这些场景，是我后来想尽办法想回到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子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因”。

    学西哲，“神本主义”解决不了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陈鼓应在台湾大学念哲学系，首先接触的是西方哲学史。前苏格拉底时期各个学派看待世界的好奇心与惊异感，激发了他追求理智的心思；智者的论辩、苏格拉底在广场上与年轻人的对谈，更引发了他的关注。当时，老师和同学们偶尔会将苏格拉底与孔子对比，不承想，这成为自己之后关注的重要议题。

    青年时期的陈鼓应听完课，觉得西方哲学史体系庞大、结构严谨，充满了理性思维，可他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理论体系到最后总要抬出“上帝”，“GOD、GOD、GOD……可上帝走不进我的内心，上帝解决不了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这和我的文化传统有关，和我从小生活在那个重视血缘之亲的村子里有关。我从小接受的是祖先崇拜的人本思想。”陈鼓应记得，14岁那年，在福建上杭县，大家去教堂，跪下去拜耶稣，“我不跪，我觉得我只能拜我的祖宗”。

    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399年，柏拉图为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而孔子则生于公元前551年，老子长孔子20岁，这是一个有趣的时空对比。陈鼓应说，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有着诸多“和而不同”之处：古希腊有“雅典广场”，而春秋战国有“乡校”——一个笼罩在神本主义之下，一个则产生于人本思想之中。

    当然，不能说古希腊没有人本思想。智者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20或410年）在一部著作里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并在另一部著作开头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可是，由于这一段开场白，普罗泰戈拉被雅典驱逐出境，他的著作也被放在广场上烧毁了。

    1985年秋天，陈鼓应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游览了一个月，“发现西方别有天地”，之后又多次访问欧洲。2014年，他受亚里士多德大学之邀，到希腊参加学术会议，第一次来到心目中“哲学的故乡”。然而，让陈鼓应感到吃惊的是，在德尔斐，他并没有看到苏格拉底论辩的广场，也没看到柏拉图学园，眼前只有一片废墟，在奥林匹亚和雅典卫城也是同样的景象。

    “公元三、四世纪的基督徒，摧毁了希腊文明。从公元十一世纪开始，持续了近200年的欧洲十字军东征，同样非常残暴，并就此埋下了千年仇恨。中世纪的哲学史都在论证上帝的存在，可落实到现实世界，却是如此残酷。”陈鼓应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孔子与老子思想中所洋溢的人文主义情怀。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容易陷入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似乎是少有的。”

    孔子和老子都将鬼神放在了比较遥远的位置。《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老子虽首创形上之道论，但他的最终目的仍在于人道的重建——“道”周行而不殆、遍及万物，圣人则取法于“道”。

    陈鼓应说，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神本主义思想，古代中国即便也有宗教信仰，但祖先崇拜仍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在孔子、老子之前，祖先崇拜就已经是中国人本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和老子均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传统。老子强调“孝慈”、孔子提倡“孝悌”，都可以追溯至殷商之时祖先崇拜的信仰。

    孔老对话，激荡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春秋末期，有一场伟大的相遇，孔子问礼于老聃。《庄子》中提到老子16条，有8条是记述孔子和老子之间关系的；《礼记》中的《曾子问》，有四则记载了孔子说到了老子之事。双方都增加了这件事的可信度。

    其实，2000多年前的一次约会，真实与否可以暂且不论，关键在于后人相信这场“孔老对话”，激荡出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生发了绵延至今的人文思潮。

    陈鼓应说，孔老对话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孔子关注人伦教化而重《诗》《书》，老子则将孔子关注人道、礼教的思维提升到了道家的思维，关注人伦以外的天地背景；孔子继承了殷周制度，开启了士阶层的主体主干，老子则开启了哲学的主干。

    “总之，两者都继承了夏商周文明的成果，开创性地开启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生生不息2000余年。在文化上，儒家是主体，特别是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而哲学的理论建构、思想方法的运用以及概念的分析，宋以后的儒家更多吸纳了道家的哲学理论，而道家在宇宙人生的本根论上是居于主干地位的。”陈鼓应说。

    老子和孔子都继承了历史的洪流，掌握了时代的命脉，推动了社会的变革。所以，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提倡修己以安人，“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

    当然，孔子和老子，儒家和道家，也有显著的不同之处。举个简单的例子，《管子·牧民》一篇接续了《老子》的记述，提到“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显然，这和《大学》里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序列同中有异。

    但谁也没有把思想倾向绝对化，孔子和老子可看作是思想的两极——相辅相成的两极。正如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所提到的，“两者的差异在于，老子直接通向道，而孔子则是间接地通过建立人世间的秩序来实现的，因此，他们只不过是同一个基本的见解所产生的相反的实践结果而已……虽然两位大师放眼于相反的方向，但他们实际上立足于同一基础之上”。

    陈鼓应将这一点概括为“和”的精神：《论语》中讲“和而不同”，道家也讲“三和”——天和、地和、人和。正是“和”的精神以及鲜明的人文情怀、人本精神，确保了中国思想始终具备开放性与包容性。

    采访结束，陈鼓应走出书院，又回到那片竹林中。他已经记不清楚上一次回南塘村是什么时候，也许，那里也有这样的竹林。

    那时候，父母都在城里，陈鼓应并不能经常见到妈妈，于是，他很喜欢爬上一座在孩子看来很高的小桥。“黄昏的时候，我特别想妈妈。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我也不会写信，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看我。有时候想得不行，我就站在桥上，跳下去，又爬上来，再跳……有一次，油菜花开了，我盼望着母亲能出现，结果，她真的从远处缓缓走过来了。”

    讲这些时，陈鼓应并没有看我，他的眼前也许又浮现出了那片油菜花田。每一个老人都曾是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童，孩童长大成了享誉中外的大学者，只是，母亲再也不会来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2月11日 04 版